躺平还是996？当“佛系”维京人遭遇“内卷”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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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记者阿努·帕塔宁2008年搬到美国，她本来是充满自信的人，有成功的事业和充实的社交生活，可是来美国后不久就变得谨小慎微，充满自我怀疑。她发现，这里的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从购买一部手机到为教育和儿童保育进行税务申报——和自己的北欧老家相比都更复杂和充满压力。
起初，她把自己严重的焦虑归因于自己难以适应自由的新环境。但是随着越来越了解更多的美国人，她发现他们也和她一样倍感压力。为了理解美国和芬兰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她开始仔细观察这两个国家的日常生活，从政经文化、育儿教育、社会福利、医疗健保、两性关系、工作税制等政策差异优劣，在清晰详实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给出具体建议。
阿努·帕塔宁
她澄清了那些说北欧国家是“大政府”“高税收”“福利国家养懒人”的常见误解，指出美国社会的金钱至上原则造成公民生活更大的风险性和更强的依赖性，普通人维持基本生计的成本也远比北欧国家更高。
北欧生活方式让人的生活更加舒适，自由，这也说明了人类追求卓越的愿望并不像美国人对利润动机的信念所暗示的那样脆弱和软弱。
也许生活比金钱更重要，这在全球各地都是一致的。
原载2016年7月19日《华盛顿独立书评》
Q=莎娜·威尔逊，A=阿努·帕塔宁
翻译：黄梦滢
《北欧向左，美国向右》的作者阿努·帕塔宁在芬兰赫尔辛基的郊外长大，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做记者，直到她遇见了一位来自美国的作家。坠入爱河后，她定居到美国。尽管纽约的新生活令人兴奋，但她还是感到焦虑，因为她要面对美国复杂的保险、税收和医疗体系。
她这才意识到，自己以前在芬兰有多么幸运。芬兰非常重视为全体公民提供平等又没有门槛的社保结构。所以，在书里，用她的话来说，她“披露了常见的关于北欧社会神话的真相”，展示了北欧在21世纪多方面的成功，希望能帮助美国重建美国梦。
该书最早获得了前美国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希（Robert Reich）的好评，他表示帕塔宁深刻的分析能够引导美国去拥抱北欧那种价值观，赋予公民更多的自由。《出版人周刊》称，她的作品就是“一场富有激情和智慧的讨论”。
我和作者坐下来一起讨论了美国在婚姻制度、医疗保障、税收结构及雇主福利等方面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差异，还得出一个观点：美国确实领先世界，但社会保障方面可能并没有那么现代化。
Q：您提到的一项调查说，接受调查的女性中有将近90%的人在财务上感到不安，而46%（包括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人担心自己会落得无家可归。实际上，在美国，即便个人的年收入还不错，人们还是会因为房贷、保险、托儿费、通勤成本等基本需求感到很有压力。这很让人震惊吧！
A：我第一次来美国时，想象过这个国家的运作方式。从芬兰这样的小地方过来，我们总会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人很有钱，往上的阶级流动性很强，又很自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可事实却并非如此。我知道美国办事肯定要比芬兰复杂点，但我不知道竟会这么复杂。以前在芬兰，我一直有不错的工作，从不担心钱不够用，过着稳定、舒适又有意思的生活。
一名男子骑自行车经过赫尔辛基市中心的中央车站。Franck Guiziou/Hemis/Corbis
但我一到美国，就开始感到前所未有的焦虑，我要担心医疗、税收以及保险。当我看到那个调查结果，脑子里想的是：“没事，又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我身边的美国人，不只是布鲁克林那些，还包括我在美国遇到的其他那些人，都特别担心自己的生计问题。
在芬兰，我们压根儿就不用耗费那么多心力去想医疗保障，也不用到处去对比小孩的日托中心和小学，我们心安理得地认为，我们这些基本的需求都会得到满足，而且我们还很有安全感。
Q：有些人说欧洲国家就是社会主义式的“保姆国家”，这种说法其实并不符合芬兰的实际情况。如果真要这么说的话，不过就是芬兰人可能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解更深罢了，芬兰在地理上与俄罗斯接壤，在历史上20世纪也和苏联打了两次战争。多数美国公民不假思索地把不同社会结构的国家笼统地归为一类，您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A：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认为，有部分原因是，美国人还停留在过去，用旧有的观念来看待北欧国家，并没有对北欧国家当下的状况做出思考。自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以来，北欧国家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与其他国家相比，北欧国家较为封闭，税收也更高；如今，北欧国家大多都已成了欧盟的成员国，迅速向更现代、更进步的社会结构转型，致力于保障本国居民的教育、医疗和经济，让北欧公民更好地生活在21世纪。但美国人记忆中的北欧国家还停留在过去，美国人对北欧国家的看法还没有与时俱进。
欧洲人和北欧人的做法就很明智，他们支持自由市场。但不知何故，在美国，谈及政府，人们的观念都还停留在过去，充满着各种负面情绪。“大政府”这个词在美国就像是句脏话，但其实在某些领域，政府还是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来做些好事，比如社保和医疗。
当谈话陷入僵化时，没人能从中受益。另外，我认为有时人们都忘记了，政府的宗旨是保障人民获得自由，而不是剥夺人民的自由。在过去，政府确实有过用权力压制而不是服务人民的情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人们认为政府只会助纣为虐，有这样的反应和态度其实也并不是没有道理。但如果固执地认为政府不能或不应起到帮助作用，这也是种自我毁灭式的僵化性的思维。
Q：那我们来谈一谈北欧国家关于爱的看法。北欧国家是怎么理解爱的呢？这同美国人的婚姻观和生育观又有什么差异？
A：我开始观察美国人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我发现这与我习惯的芬兰人的相处模式截然不同。在北欧国家，人们非常强调个体的独立与幸福：孩子要独立于父母，夫妻之间也要相互独立。但是在美国，孩子更多地依赖父母，夫妻之间也相互依赖。我觉得这很奇怪。美国不是最主张自由的国家吗？每个人都要靠自己的力量走出自己的路。但是在美国，孩子的命运其实离不开父母的财富、能力和成就——以及父母在教育和职业上为孩子创造机会的能力。
因此，“北欧人对爱的理解”其实就是：真爱只可能发生在独立且平等的个体之间。这其实更像是种美国式思维。但在美国家庭里，个体更像是经济单位，美国人一般都希望父母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然后孩子支付父母的养老护理费。
在北欧国家，政府为公民提供基本服务，这样一来，每个人都能各自独立，处于独立的位置上与他人相处。但在美国，这种“人们无需依赖彼此”的理念，听起来可能不太理想。这似乎很冷漠。但如果你生活在北欧国家，你就会知道，北欧人其实也像其他国家的人一样深爱自己的家庭，家人之间也互帮互助，彼此保持联系。但北欧人的人际关系建立在这样一种理念之上：真的要想真实地表达自己，就必须独立于他人。这种理念让北欧人的人际关系更多地建立在爱而不是日常琐碎之上。
Q：您引述了参议员马可·鲁比奥在2014年发表的演讲，他所说的关于消除贫困和实现美国梦的话同北欧的政客们一样——除了他说消除儿童贫困的关键在婚姻这一点。对与您处境相似的人来说，逻辑似乎恰恰相反。政客们思维简单，认为孩子只要有父母就可以减轻贫困问题，而不是全面补贴托儿所以及为父母提供带薪产假。
A：很明显，最理想的情况是孩子们都有父母的陪伴。这对孩子来说是最好的，但现实往往并非如此。所以，催促公民结婚，这种观念已经在当下不仅过时，还不切实际。把公民推向结婚，并不能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如果人们想要结婚，他们就会去结婚，但他们不能被人强迫去结婚。如果一个人自己的状态都不好，被强迫结婚并不能改变他糟糕的生活现状。
观察人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其实更有意义。没有婚姻也能过得不错，比如处于单身状态，或者人已经离婚。如今，婚姻并不是家庭的唯一标志。美国政府其实在很多方面都在干涉个人隐私，这在北欧人来看很有意思。政客们会给女性提建议，告诉她们什么对女性身体有益，什么对女性身体有害，或者她们应该嫁给谁，而其他许多富裕国家并没有这样的事。
《希望沟壑》剧照
比如，最近的研究就表明，关于已婚夫妇可以合并进行纳税申报，这个经济政策就不太好。这一政策不仅不能奖励到双职工家庭，其实还会鼓励那些家里只有一个人赚钱的家庭。在北欧国家，如果政客们聚焦婚姻问题，会被视为对公民的一种干涉。世界在变化，社会和政府也需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而不是让公民落后于时代。
美国在很多方面确实都很现代化，但是美国的一些社会政策却完全跟不上当前的社会结构和发展趋势。这会导致什么后果？研究表明，无论父母是否结婚，相比美国孩子，北欧孩子的成长有更多的父母参与，父母很少在家庭中缺位。
Q：芬兰的教育体系很有名，奉行平等主义，效果也令人赞叹。您说：“高质量的全民公共教育会为每位公民赋权，无论何种出生条件、家庭背景和经济状况，公民都能够接受到良好的教育，每个人都会从中受益。”芬兰教育改革的权威专家帕思·萨尔伯格（Pasi Sahlberg）表示，早在20世纪70年代，芬兰教育改革的目标就已经不再是追求卓越，而是追求平等。
A：美国的公共教育曾领先世界，其所秉持的理念是所有的孩子都应该得到高质量的教育，以此来回馈社会。但是还有另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在教育中实现卓越的关键是竞争。竞争在很多领域都会奏效，比如教育、医疗卫生、老年护理等基本需求行业，此外，人们还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去比较不同的学校，包括日托、学前教育、小学和大学，每个阶段的教育都要在不同学校之间作比较。这既花费金钱又耗费时间，还意味着如果父母没本事的话，孩子就会被甩在后面。
有些人认为：“北欧国家很富裕，所以他们可以做这一切，但这在美国行不通。”但芬兰进行教育体系改革的时候也很缺钱，所以当时改革的主要目标，不过就是让每个孩子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芬兰教育体系那时候就开始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不是精英教育，而是每个孩子都有机会接触到好的学校和师资，这种机会特别重要。
《他乡的童年》剧照
政府专注于最大程度地利用好社会经济中的有限资源。21世纪初的国际调查显示，芬兰的学生比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同龄人都要优秀。芬兰人自己其实很惊讶，因为芬兰的教育重点不在培养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他们的初衷只不过是想要所有孩子都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
在这些调查中，真正引发全世界关注的是，在芬兰的教育体系中，表现最差的学生和表现最好的学生之间，其实差距并不大。这种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所有学生都很优秀，尽管这并不是芬兰人的首要目标——但芬兰人却发现，如果把教育平等放在首位，卓越也会紧随其后。
芬兰国土不大，环境单一，所以芬兰人有时很难相信，自己的成功可以帮助到那些更大、更多元的国家。但这确实令人振奋，这样一个贫困国家，在过去30年里，教育改革竟然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反观美国，投入了更多的钱，却收效甚微。
Q：美国有很多中介，最大的中介可能就是保险公司。雇主必须承担员工的医疗保险，您可能会对此感到困惑。其实，如果你想要获得最先进的、最前沿的手术或治疗，那你就会想要待在美国。但心脏病专家桑迪普·乔哈尔(Sandeep Jauhar)表示，如果你只是得了一般的病，美国的医疗体系其实并不能帮你获得最好的照护。在研究美国医疗体系时，您发现最震惊的事是什么?
A：我想说这可能是两回事——你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以及你花费的金钱。我真的很震惊，美国人光是制定保险计划就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谁是你的医生？进行线上治疗吗？哪些费用可以减免？哪些费用可以进行医疗报销？这一套下来，效率其实很低。最重要的是，如果人们真的生病了，真实情况其实特别不平等。你能得到的医疗服务，你要花费的金钱，这些都取决于你当时在为谁工作，你的雇主给你制定的保险计划。
随着医疗成本的上升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所有国家都因为医疗保险计划而烦恼，所以医疗保险问题其实并不简单，也没有国家能给出万全的解决办法。而美国在医疗方面的支出远超其他国家。但研究表明，美国的医疗情况比其他西方国家也好不了多少，多数情况下甚至还要更糟。
虽然美国拥有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和教学医院，但同其他富裕国家相比，美国的医疗体系总的来看其实管理不善。我觉得美国人一般认识不到，与拥有全民医疗的国家相比，寻找合适的医疗服务其实要耗费更多成本，而这些都是美国人因认知上的不足所要付出的代价。在美国，如果不必花这么多精力寻找负担得起的有效医疗保险，人们会有更高的生活质量。
Q：您居住在芬兰时，自己的收入里有将近30%是用来纳税，这和很多美国公民在美国交的纳税其实差不多。纳税给您带来全面的医疗保险、带薪伤残假、带薪育儿假、负担得起的日托，以及免费的大学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您解释说，您上交的纳税并没有流向美国人眼中的那种“福利国家”，而是直接用在您自己的身上，帮助您追求独立自主的生活。您发现，那些依赖政府项目的美国人，其实就是呼吁搞那些项目并从中获益的人。某些圈子里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每当有一个向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缴费的人，就有另一个人能够从中不劳而获地享受利益。这要如何向美国人解释，一个口口声声让所有人获益的政府体系，会真正惠及所有人?
A：美国人的观念已经落后，北欧人的观念是：每个北欧人上缴的税收，都会进到国家的社保体系之中，然后用到北欧人自己身上。总的来说，北欧国家确实比美国收的税多，但在很多情况下，如果把联邦的税、州的税和城市的税都算下来，北欧人交的税实际上并不比美国人高多少。但北欧国家对富人征收的税确实比美国要多。
我的整个观点就是，除非你也谈谈纳税人得到的回报，否则你单谈税收没有任何意义。想要提供和接受优质社会服务，最明智的办法就是为每个人创造更多平等、提供更多机会，让每个人都能获得社会保障。即便是富人，如果你有即时满足的高质量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就能创造出一种更积极的社会文化。
《医疗内幕》剧照
在美国，人们想知道自己纳税后能获得什么，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许多基本需求都是由私人或雇主来安排。但与此同时，许多美国人都没意识到，他们实际上从各种形式的政府项目中受益，不管他们是通过税收抵免还是其他方式获益。
政府需要更透明，让人们知道他们的钱去哪了，又获得了什么回报，而不该是努力为特殊的利益集团游说。当社保体系受某些力量操控时，很容易成为一个不受民众待见的负面体系，还会引发更多的不平等，让每个人花费更多钱。打造一个容易让人们看得到切实好处的体系很重要，比如每个人都上得起好的公立学校。这样纳税人就更愿意缴税了。
Q：当您谈到税收时，您说美国还停留在过去，而北欧国家已经面向未来。请解释一下您这句话的意思。
A：在当今世界，我们必须提高社会保障运行的效率和透明度。这会更适合当下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无论你是个体经营者、企业家、高科技公司的员工（这类公司有能力为员工协商额外福利），你都可以享受基本的社会服务。
我们可以一起思考这种现实情况：美国的医疗保健由雇主承担，雇主还要保障雇员的健康保险。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签订短期合同或进行个体经营，所以按道理应当将医疗保险与工作类型进行分离。
就税收而言，雇主赞助的医疗保健是美国税法中最大的税收减免之一。因此，这其实是一项非常低效的社会政策，因为这项政策给了最高薪和那些有保险计划的人群最大的减免，而那些收入较低或雇主不提供医疗保险的人群，实际上却是一无所获。
奥巴马医改努力想要改变这种状况，通过为在交易所购买的保险来提供税收补贴。但是，这又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做法。除此之外，一个人在同一家公司干上30年，这样的就业情况早已不复存在。员工每次换工作，都必须重新调整他们的保险计划，还可能要更换医生和关系网。这不仅对个人来说负担很重，对私营公司来说负担也很大，私营公司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创造有利可图的业务，而不是安排员工的医疗保健。
Q：如果您在纽约地铁上看到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可能是个有精神疾病的人)，就会明白“在美国，你真的还是得靠自己”。这会让你去审视，那些表面上富有且安稳的人，到底有多少是靠着继承过来的财产生活。在其他工业化国家，你可能从未见过这么不平等的现象。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几年里，收入最高的1%的人获得了这个国家90%以上的财富，而这个国家的其他人则面临困境。人们经常提到的原因是全球化、自由贸易和管制放松，但您却说那些国家成功是因为它们把人力资本的健康放在首位。
A：人们常常认为全球化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赢家和输家，人们对此也无能为力的。但如果你看到美国这样一些国家的生活质量，会发现这里的人们都有相同的问题。他们需要教育、医疗、职业和财务稳定。
技术进步的同时，上百万工作岗位从低教育人群转移到掌握专业技能的人手中，政府必须拿出解决办法，帮助那些失业的人重新谋生。美国正在努力探索如何建设一个服务所有人的社会。所有支持自由贸易并希望拥有自由的美国人——他们真的应该支持北欧的模式，在那里，个人可以通过政府而不是私人企业获得基本的社会保障。
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英国脱欧公投之后，北欧国家对欧盟的支持有所上升。总的来说，北欧工人往往比美国工人更支持自由贸易。当然，北欧国家也有一些担忧，但我认为，北欧公民觉得他们仍然可以获得基本的服务和再培训，他们的孩子仍然有机会比他们的父母做得更好，但在美国，工人们觉得全球化的赢家要以抛弃其他国家为代价，而其他国家则必须反击，导致历史倒退，停止自由贸易。这会使美国处于竞争劣势。
Q：如您所说，美国这个国家“汇集了世界各地的人才，这也让美国在人类能想象到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您说您相信美国商业和经济上的成功可以与欧洲邻国的经验相结合，为美国公民创造一个更加可持续、更加富足的世界。那您觉得我们正在往那个方向前进吗?
A：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尽管我们这次对话表现出很明显的两极化，但我也在谈话方向上看到了很多积极的迹象。我看到许多支持北欧式政策的对话和倡议，比如可负担的日托、学费和全民医疗卫生。现在还有很多关于带薪育儿假的讨论，前景其实还不错。
在这些领域中，许多州和城市已经开始采取自己的行动，像加利福尼亚和纽约就已经走在了前面。当然，我明白在国家层面制定这样的政策会比较复杂。但我还是希望世界最强的美国能让所有公民都能享受到最高质量的生活。
原文出处：https://www.washingtonindependentreviewofbooks.com/index.php/features/an-interview-with-anu-partanen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北欧向左，美国向右？》
作者：[芬] 阿努·帕塔宁
译者：江琬琳
ISBN：9787532793921
定价：58 元
出版时间：2024年3月
内容简介：
芬兰记者阿努·帕塔宁2008年搬到美国，她本来是充满自信的人，有成功的事业和充实的社交生活，可是来美国后不久就变得谨小慎微，充满自我怀疑。她发现，这里的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从购买一部手机到为教育和儿童保育进行税务申报——和自己的北欧老家相比都更复杂和充满压力。起初，她把自己严重的焦虑归因于自己难以适应自由的新环境。但是随着越来越了解更多的美国人，她发现他们也和她一样倍感压力。为了理解美国和芬兰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她开始仔细观察这两个国家的日常生活，从政经文化、育儿教育、社会福利、医疗健保、两性关系、工作税制等政策差异优劣，在清晰详实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给出具体建议。她澄清了那些说北欧国家是“大政府”“高税收”“福利国家养懒人”的常见误解，指出美国社会的金钱至上原则造成公民生活更大的风险性和更强的依赖性，普通人维持基本生计的成本也远比北欧国家更高。北欧生活方式让人的生活更加舒适，自由，这也说明了人类追求卓越的愿望并不像美国人对利润动机的信念所暗示的那样脆弱和软弱。也许生活比金钱更重要，这在全球各地都是一致的。
作者简介：
阿努·帕塔宁（Anu Partanen）1975年生，芬兰记者、专栏作家，曾经做过教师和广播评论员。她从2008年到美国生活， 2009年通过斯坦福大学的创新新闻奖学金成为《财富》杂志的客座记者，并为《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财富杂志》和芬兰的主流出版物撰稿，同时也是英国广播公司(BBC)世界频道的定期广播评论员。在纽约生活了十年之后，她与美国丈夫、孩子一起搬回了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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